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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吉男:我在北大文研院

发布时间:2021-09-03

2016年9月,亚博登录网页正式揭牌成立。从那时开始,文研院便以“涵育学术、激活思想”为宗旨,希望凝聚学人,寻求共识,标举一种风气,深耕一片沃土。时光飞逝,文研院将满五岁。回望这段长路,正是大家的信任与扶助,支撑起了静园的广阔天地。我们也深知,要优化学术生态,葆育沉厚气象,五年的工作只是迈出了一小步,更长的道路,仍在前方延展。


借此机会,我们愿和同行的诸位朋友一道,回顾这难忘的五年。本文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尹吉男教授的文章《我在北大文研院,不知不觉转了基因》。尹吉男老师是文研院第六期(2019年春季学期)邀访学者,驻访期间多次主持并参与文研院的学术活动。


我在北大文研院,不知不觉转了基因


文 / 尹吉男


以后的历史学者会把北大的文研院分为两个时期:新冠疫情前的文研院和新冠疫情后的文研院。我们第六期的入住时间是2019年上半年的3月到6月,第二年疫情就爆发了,现在仍在持续。疫情作为一种巨大的物质存在,它应该很懊恼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第六期邀访学者的所有活动,我们也没有惊扰它。我们和疫情前的文研院融为一体,而与疫情后的文研院同步回首往事。


2018年8月29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一个中国绘画史的博士论文答辩会。答辩后的第二天早上,在酒店的餐厅偶遇邓小南教授,我们是北大历史系78级的同学,她也是来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博士答辩的。她问我退休之后是不是要来北大文研院做四个月的邀访学者。文研院就在北大的二院,以前是我们历史系的所在地,青春记忆立刻复活了。实际上,在此之前,2017年4月10日,台湾的傅申教授在文研院做的第一个公开演讲,题目是“黄庭坚《砥柱铭》墨迹卷的确认——附论书法鉴定问题”,文研院的渠敬东教授经由黄小峰特邀我为傅先生的公开演讲做主持,当天邓小南教授还给傅先生发了邀访学者证书。



第六期邀访学者报道当日留影

2019年3月4日


2018年底我从中央美术学院退休。2019年3月我入驻北大文研院,属第六期邀访学者。六期的特点,学者的年龄两级化,活力与智慧相互激发,年轻的有智慧和活力,年长的有活力和智慧,特别爱聚会海聊,“莫不得意”。我公开总结:我们六期的最大特点就是“三桌会”,即书桌、会议桌和酒桌。为此,2019年5月9日我还写过打油诗,名为《静园初夏》,其中有“小院三桌暖,清流醉一群”句。“小院三桌暖”说的就是静园的“三桌会”,在微信的跟评中,被戏称为“双一流(刘)”之一的刘志伟教授,说他最喜欢“清流醉一群”这句。“双一流”的另一位,即刘迎胜教授,高大、健壮、声音沙哑而高亢,十分健谈。刘迎胜教授的声音是可以贯穿“三桌会”的,可以“上下言三千年纚纚如贯珠”。尤其他自述学术经历的那场讲座让我了解到许多生动的细节,那是在公开出版物里不曾呈现的,他实实在在地“走”过海上丝绸之路。



尹吉男教授在文研院的研究室中

2019年6月


我原本的计划要利用这四个月清理一些久欠的文债,写些东西,但所有计划几乎落空。原因很简单,在四个月内,每人要准备两个专题报告,每周有两次学术活动,都要阅读相关材料,参与提问和讨论。学者来自不同领域,文学,史学,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古典医学,思想史,古典文献学,甚至还有更专门的“史记学”,跨越古今中外。我原以为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在“静园”写东西,无须参加任何活动,看来静园也在动与静之间,学术活动非常多。我还参加过作家阿来的活动,晚上跟郑少雄一起和阿来喝酒聊天,得到其《云中记》新书。于是我改变了主意,权当来听四个月的学术讲座,完成我的“教授后”项目(类似于“博士后”项目),充分了解各个学术领域的最新进展。顺便为我后来的写作搜集资料。

 

我对司马迁的兴趣由来已久,平生我买的第一部史学著作就是《史记》,那是1975年在丹东新华书店买的,十块一毛钱。“当是时”(《史记》中最多的就是“当是时”、“当此时”、“是时”和“於是”等时间用语),算是花了大钱,钱不是我出的,来自父母。我在丹东二中以学生身份做了中学一年级的“老师”(疑似非法授课),教过两门课——中国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所得的报酬不是现金,而是一套四卷本的《马恩选集》。当年的刘季可以“貰酒”,而我不可以“赊书”。买回《史记》后,我视为珍宝,随即用牛皮纸包了书皮,时隔四十多年,当年的牛皮纸书皮依然完好无损。对一个中学生来说,直接读司马迁《史记》是有难度的。但之前我读过李贽的《史纲评要》之类的书,配合 “评法批儒” 和 “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后来还买了一套“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史记》选译小组”编的《史记选译》(上、下册),也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这套书有注释、有译文,我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当时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陈涉世家”、“高祖本纪”或“项羽本纪”,而是“绛侯周勃世家”,所谓 “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也许我对文武关系的注意从那时就开始了。



尹吉男教授在邀访学者报告会上做主题报告

2019年3月19日


与藤田教授相识的机缘,是从我对《史记》的一个“假说”开始的。时常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的餐厅吃早餐,遇到最多的人是日本爱媛大学的藤田胜久教授,他是《史记》专家。有时他与武大的鲁家亮老师在一起。我和藤田教授聊的最多的自然是《史记》,而不是艺术史。我不是《史记》专家,只是关注过《史记》的版本和流传的相关问题。曾经翻阅过陈直先生的考证与论述。由《太史公书》最终定名为《史记》的过程,我有一些不解的地方。此前,藤田教授的书,诸如《司馬遷とその時代》《史記秦漢史の研究》《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中译本)等,我一本都没读过。我只知道他是李开元多年的朋友,他们经常相伴实地考察秦汉地理,据说已有十多年的共同经历。李开元是我大学时的同学,他当时的兴趣是史学理论,后来还写了《史学理论的层次模式和史学多元化》的文章,再后来去了日本,即失去了联系。许多年后重逢于北京三联书店的“读者服务日”上,活动结束后,葛兆光、李零、李开元和我一共四个人在附近的餐馆一起吃饭聊天。李开元后来热衷于叙述史学,写了《秦崩》《楚王》和《汉兴》三部曲。因此,我知道藤田和李开元的历史研究,不仅是“纸上之学问”,同时也是“地下之学问”(考古)和“地上之学问”(地理和文物),特别是后者,关涉历史地理和现存的遗迹遗物。我记得在邀访期间,复旦大学的马孟龙曾随邓小南和李零去西北考察史地,回来后非常兴奋,“纸上之学问”与“地上之学问”会碰撞出许多感慨来。“读万卷书”,学者有学者的读法,好事者有好事者的读法,“行万里路”,依然如此,学者有学者的行法,观光客有观光客的行法,同书不同心,同路不同道。



藤田胜久教授和李开元教授在邀访学者交流会上

2019年5月23日


藤田教授个子不高,我也个子不高。当然这不是“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的意思,身高是不能模仿的。对于“史记学”来说,藤田教授在学术上自然是个比我更高的“高人”。刘迎胜教授则是双重的“高人”,都需要我们不得不“须仰视才见”。刘老师说话声高,而藤田说话声低如耳语。我对藤田的了解主要依凭他在文研院所作的公开的报告,讲的依然是《史记》,题目是 “《史记》秦代史与北大汉简《赵正书》——秦、楚、汉的正统论”,那场报告偏偏请我主持,据文研院的学术秘书说,是藤田教授要求的,我想藤田请我主持出于相对的熟悉。藤田的第二个报告还是与《史记》有关的史地考察报告,是和李开元共同做的,即“山西晋北考察報告——出土文献与《史記》研究”。实际上我对藤田更多的了解,得自多次早餐的闲聊,有几次鲁家亮在场,随即得知鲁家亮也与藤田有过考察史地的结伴之行。家亮是简帛专家,在文研院做过“墨钩与墨横——秦汉简牍文献中对标识符号的记录与使用”报告,受益匪浅。


陈直先生很早就讨论过《史记》书名的历史变迁问题。由《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太史公记》《太史记》等等,最终定名为《史记》。陈先生罗列了九条文献。但我不明白更名的动因是什么?用《史记》这个泛名去代替《太史公书》这个专名的好处是什么?至少在陈直所写的《太史公书名考》一文中得不到答案,主要因为文献匮乏。后来的考据者所依据的文献多为后期文本,谁也扮演不了司马迁,还其“体”而未能还其“身”。项羽“身死东城”(空间),而司马迁身死西汉武帝时(时间),最后的结果都是“体”入黄泉。我们是在谈论黄泉下的司马迁,还是阳光下的司马迁?《太史公书》的写作和传播语境是手写本的时代,“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现在《史记》的字数为60多万字),这么大的体量,传播的难度不仅仅是手工劳动问题,还有抄写所凭借的资源问题。西汉的东平王刘宇读不到《太史公书》,也不过是司马迁死后几十年的事情。我和藤田所讨论的是一个“假说”,我怀疑司马迁的传世史书开始是一个系统,即《太史公书》,逐渐分成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即完整本的《太史公书》,接近原作,当然也会有随后的增减;另一个系统是减缩本的《太史公书》,后来俗名《史记》,到了裴骃写《史记集解》时,就合一了,使用的是完整本的《太史公书》,采用了减缩本的通名,到了隋唐时期就固定了下来。在手抄本的时代,减缩本的《史记》在贵族内部一定流播很广。东汉以来,窦融摘抄《太史公书》,杨终删削《太史公书》,都是有过《太史公书》减缩本的事例,至于这类减缩本是否继续变为更为减缩的《太史公书》而流传于世,没有文献可凭,不得而知。作为一个东汉末武官的武荣,年轻时就看过完整本的《太史公书》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当然不排除他看过减缩本的《太史公书》或《史记》的可能。我的这些想法没有任何证据支持,都属于猜想,也可以视为无稽之谈,就像我毫无证据地认为张大千的色系来自敦煌壁画。藤田教授说他也不能证明我的猜想是事实,但他同意我的猜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和藤田的友谊是“猜想”而来的友谊,也可以说是一种“直觉力”或“错觉力”的友谊。这也许就是藤田教授请我主持他的学术报告的原因之一吧。从此以后,藤田教授看我的时候表情很好,大概在这里又多了一个和他讨论司马迁《史记》的人。我想,李开元、鲁家亮、马孟龙,他们和藤田讨论《史记》时一定是言之有据的、持之有故的,坚持着学术的严谨性。而我的被鼓励的“猜想”却让我复活了对《史记》的兴趣。



第六期邀访学者在西山大觉寺

2019年6月18日


2019年6月18日,第六期的“三桌会”精神在大觉寺达到顶峰,那次主讲人是农大的熊春文,讲题是“文明的个性与命运——韦伯的农业社会学及其启示”,地点是大觉寺明慧茶室。这是文研院首次将讨论地点安排在北大以外,贺方婴(黄群)等人的创意、袁剑的精心安排、熊春文的报告、邓小南居中的集体合影之胜景、赵妍杰的山西美酒,一时大觉寺(我1985年曾在这里住过几个晚上,当时由北京团市委召集各高校学生会主席在此开会,此次为旧地重游)成了东晋会稽的兰亭雅集。大家都为郑少雄因故未能来大觉寺相聚而轮流表达遗憾,他曾送我一本书《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酒阑时,面对唯一没能来的郑少雄,这种击鼓传花式的惋惜即可带入一种新境,至纯至朴。至少在来大觉寺之前,黄群送我《荷马之志》,袁剑送我《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狄金华送我《被困的治理:河镇的复合治理与农户策略(1980—2009)》,赵妍杰在大觉寺刚刚送我她的译著《梦醒子》。我在大觉寺嗨得很,开始秀起记忆力来了,这是我六十岁退休前从来不做的,研院的氛围没有世俗性或半世俗性,干净得像没有雾霾的碧蓝的天空。至少,这些赠书在大觉寺瞬间都特别清晰明亮起来。 


大觉寺之后,袁剑送我译作《烧钱》,狄金华送我《改革在途》,熊春文送我《中国教育精神的现代转型》和译作《教育片论》,秦玲子送我“Medical Schools and the Temples for the Three Progenitors in Yuan China: A Case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邱源媛送我《近畿五百里——清代畿辅地区的旗地与庄头》和《找寻京郊旗人社会——口述与文献双重视角下的城市边缘群体》,刘志伟送我《借题发挥》。离开文研院之后,贺方婴送我《卢梭的面具》,赵妍杰送我《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我就是这样在北大文研院完成了“教授后”项目。



第六期邀访学者参观“新文化的曙光”展览

2019年5月13日


2019年6月27日,是我们六期邀访学者的最后一次晚餐,当时邓小南和渠敬东都在。既是大觉寺雅集的继续,同时也是“三桌会”的终结篇。刘迎胜教授已经离开文研院去了德国,在5月23日我写过送别诗,有“桃花千尺深,静园寂寞红。留恋三桌会,寄意万里行”句。马孟龙曾对我说,最后一次聚会一定要我当众背诵他的《西汉侯国地理》中的一段,并说他妻子已经从上海寄往北京了,我乐意之至(我曾有过打油 “双流已入海,小马已成龙” 句)。但阴差阳错,在我们最后一次晚餐的当天,马孟龙的书仍没有寄到北京大学。“当此时”,我正在读《秦始皇本纪》,在第六期的几个报告会上,藤田、鲁家亮和马孟龙的报告都涉及到《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马孟龙所作的“东郡之置与吕后时代的地域控制政策”的报告十分精彩,他用生动的政治与军事博弈活化了历史地理。上述学者都用《史记》生动地影响了我。在最后的晚餐上,我说,为了答谢藤田、鲁家亮、马孟龙等人利用《史记》及其《秦始皇本纪》所作的出色研究,“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庄),好像是 “席间无以为乐,请以史记秀”的意思,我当众背了一段《秦始皇本纪》为大家助兴,于是我就真正地成为“记忆秀表演艺术工作者”而编入北京大学文研院的野史里了。此后我就得了“史记病”,整天看《史记》,走火入魔。我的文研院的主要经历,就是开始于艺术史,结束于《史记》,或者重新开始于《史记》。不知不觉转了基因。也许日后还能去文研院,再把基因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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