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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达:向达先生文史研究的贡献

发布时间:2021-11-24


今天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先生逝世55周年的日子。向达先生(1900-1966)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30年代受北平图书馆之委托赴欧洲,在英、德等国图书馆广泛搜求、抄录敦煌写卷、《永乐大典》等重要汉籍文献,40年代又两度代表北京大学赴敦煌考察石窟、壁画等历史遗迹,建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向达先生一生致力于中西交通史、敦煌学等领域的研究,并有开拓之功,所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成为经典之作。今天我们特推出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张广达先生的《向达先生文史研究的贡献》一文(原载《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5》,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以示纪念。




向达先生文史研究的贡献


文 / 张广达



向达先生

(1900.2.19-1966.11.24)


向达先生(1900—1966),字觉明,笔名方回、佛陀耶舍(按佛陀耶舍Buddhayaśas 即觉明的对应梵名)。湘南溆浦人,湘西土家族。



被今人赞为“溆浦新三贤”

向达(右二)、舒新城和武堉干同为溆浦人。


向先生早年在长沙读完中学,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改名之东南大学。1924年毕业,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30年,转国立北平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任编纂委员会委员,着重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敦煌世俗文书特别是俗文学写卷。1933年兼在北大任讲师,开设“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等课程。1935年秋去英国,在牛津大学夙以收藏东方写本而著称于世的鲍德里(Bodley,1545—1613)氏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工作。先生此时检索了该馆所藏《永乐大典》十二册、明版书二百余部、太平天国书籍十五种,抄录了重要的中西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如大约成书于l6世纪的《顺风相送》、《指南正法》等海道针经。1936年秋转伦敦,在不列颠博物馆检索敦煌写卷和汉籍。在这里,先生在借阅该博物馆所藏斯坦因从我国捆载而去的敦煌写卷过程中,不时受到个别主管人员的刁难,先生维护祖国的学术尊严,据理交涉,得以浏览了敦煌文书中的许多写卷,特别是其中的俗文学写卷。就当时来说,向先生是看到伦敦所藏敦煌写卷最多的为数无几的中国学者之一。先生此时还抄录了有关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太平天国的文献。1937年抗日战争起,先生听从吴玉章同志的指导而未即归国,赴德国访向柏林科学院及各地博物馆,考察各地存储的劫自我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写卷等文物、文献。后转法国巴黎,研究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伯希和劫走的敦煌写卷,抄录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有关资料。1938年返回祖国。


先生回国时,祖国半壁江山已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先生先去广西宜山,任教于迁在该地的浙江大学;不久,转昆明,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1942年春,在当时开发大西北的呼声中,重庆中央研究院曾组织包括地理等学科的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察团的历史考古组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北京大学联合组成,向先生代表北大,并出任组长,副组长为稍后去西北的夏鼐先生,组员有阎文儒先生。



西北科学考查团历史考古組

向达(中)、夏鼐(右)与阎文儒(左)一行

在敦煌三危山上

1944年8月


先生因此而得在1942年9月至1943年7月及1944年两次到河西走廊及敦煌。在第一次西行期间,先生住敦煌莫高窟凡九阅月。1942年10月初至12月,先生泛览莫高窟诸洞两遍。先生本来打算普看诸窟三遍,再着手详细记录每窟塑像、壁画、题记等情况,无奈天已转寒,取暖无柴,被迫中辍是项工作。1942年底至1943年2月,先生利用工作间隙,多方求助,见到敦煌当地散出的石室写卷三十余卷,大部为唐及五代写本。其中稍有可取者,先生均在寒如冰窖的室内呵指录副(其中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因藏者秘不示人,先生不得不据转抄本录副),凡得十余种,自题为《敦煌余录》。1943年3月,天气转暖,先生开始重览诸窟。



岷州庙塔

向达发现的六朝梵文汉文双语经幢



岷州庙塔腹部婆罗谜字经文


在此期间,先生目睹个别名流画家为临摹洞窟壁画而任意损毁画面的行径,十分愤慨。先生草成《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对为了便于描摹而随意勾勒原画或为了追求隋唐时期原作而擅自削离五代、宋元重修画面等情况做了现场记录。先生还以三日之力,写成《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亟陈应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和设立管理、研究机构的必要。莫高窟之设立研究所,先生的意见起了重要的作用。



向达在《大公报》呼吁莫高窟收归国有


在此期间,先生两番踏勘汉代玉门、阳关故址。汉代两关湮没已久,文献记载混沌,故址何在,聚讼纷纭。先生裹糗束装,一再亲访南湖地带和大、小方盘城,试据文献及目睹形迹,勘定两关位置。先生的考察记录不仅具有极高的科学旨趣,而且充满怀古情思。云山迢递,漠野四合,先生低回徘徊故垒残垣之侧,久久不忍离去。



向达考察敦煌期间辑成的《敦煌余录》遗稿



向达照原样、原色手绘抄录的敦煌《占云气书》



向达抄录的《唐代地志》

双行小注,朱墨分书

一如地志原卷,格式谨严

天头引《新唐书·地理志》详为考订


抗战胜利,北京大学北迁。先生在北大任历史学教授期间迎来了北京和全国的解放。这时候,先生行年已近半百。先生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在国外,度过了大半生的动荡生活,自有许多辛酸的感受,因而爱国心强,报国心切。祖国的解放,学术的新生使先生欢忭莫名。鲜明的新旧对比使先生抛开了由于不适应骤然迈入新社会而产生的某些惶惑心情,迅即投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生活。



1950年北大部分教授参观新开放的红楼李大钊工作室

左起第七位为向达



1950年北大教授签名拥护各民主党派《抗美援朝联合宣言》

右起第四位为季羡林,第五位为向达。


1951年,先生参加中国人民第一次赴朝慰问团,回国后去新疆各地传达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雄业绩。百年来积贫积弱、备受外人凌侵的祖国,因打败骄横不可一世的强敌而扬眉吐气,“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百年来爱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历史业绩,在鼓舞中国人民志气上的伟大作用是非身历其境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向先生对这一点感受尤深,自不待言。向先生素来体质康强,此时此刻,由于心情振奋而精神更形饱满。在新疆期间,由乌鲁木齐而入南疆,沿天山南麓,经焉耆、库车、拜城、阿克苏而南折,到达喀什、莎车、叶城,而后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昆仑北麓东抵和田、洛浦。回乌市后,先生又访问了吐鲁番。先生随团沿途宣研,顺便考察了古代东西交通干线上的石窟寺等文化遗址。先生一生谦逊,唯对新疆境内的万里之行极为自豪,称之为“壮举”,并再三感叹祖国的伟大。在这里,如不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自难理解先生的此番豪情。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三联书店,1957年


1956年年初,先生结集一生心血,刊出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自序中的几句话反映了先生当时的心情: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解放以后这些方面(指先生从事研究的各个学术领域。——引者)都焕然改观了。敦煌千佛洞设立研究所了,石窟里面装上电灯了。西自天山,东至于海,所有的石窟寺都由国家进行保护了。敦煌发现的俗讲文学的话本也已汇集起来即将出版了(指向达、王重民、王庆菽、周一良、启功、曾毅公六先生编纂的《敦煌变文集》。——引者)。回想以前埋首伏案于伦敦、巴黎的图书馆中摸索敦煌残卷,以及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深夜秉烛,独自欣赏六朝以及唐人的壁画,那种“擿埴索涂”、“空山寂历”的情形,真是如同隔世!但是今天我们的心情不是过去的所谓“感慨系之”,而是“凡在见闻,莫不欣跃”!


可是,世事往往难以逆料。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期间,先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批判”之外,先生担任的北大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等职务被统统撤掉,仅仅保留下来的北大历史系教授的学衔也从一级降为二级。向先生对个人的遭际了无怨言,或者更确切地说,向先生正因为平平和和地对待此番横逆才更显示出来他是一位忠厚长者。从此先生专心致力于在北大历史系内教书育人,其勤恳辛劳实有令人感喟不已者。例如,先生主持开设“中国文化史讲座”一课,除自任讲授外,还亲自外请有关专家学者;供应听课同学的讲义提纲,有时系先生亲自刻写。先生课余则忙于校点《大唐西域记》,刊布《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开列的典籍,规划《西域南海地名辞典》的编纂等项工作,终日矻矻,难得消闲片刻。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全套1-18种,20本)


1966年6月初,北京大学校园里腥风骤起。善良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意料不到,社会上批判《海瑞罢官》的闹剧竟然搬演到了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学府里。在梦魇般的民族灾难里,伏案笔耕的向先生在劫难逃。向先生在中外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这本来是祖国的骄傲,然而,在那不可思议的“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学问越多被认为越反动,在学界享有威望更构成不可饶恕的罪状。不消数月,一位体格健壮的老人,一位忠厚耿直的长者,一位声名卓著的专家,便被折磨得形容枯槁,百病丛生。10月初,先生已步履蹒跚。11月26日,先生终因病重不起,得年仅六十有六。

先生治学勤恳,孜孜不倦,一生中,整理古籍近十种,撰作和翻译西文著述十余部,已刊和未刊论文近百篇。


先生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是《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刊于1926年。此文写成于1925年,系因读《隋书·音乐志》而捉笔成文。当时先生毕业不久,受雇于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主要从事翻译工作,客观条件不容许花费更多精力于文史研究。然而这篇论文引用的资料极为丰富,反映出年仅25岁的向达先生已具有深厚的功力与开阔的视野。



唐代龟兹琵琶

日本正仓院藏



榆林窟第15窟壁画琵琶


1930年,先生转至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该馆编纂委员。看来这段经历在先生的一生中十分重要。当时该馆吸收了一批30岁上下的青年学者在该馆担任编纂等工作,尔后大都卓然成家,与先生同时或先后任编纂委员的学者中,已谢世的有赵万里、贺昌群、谢国桢、刘节、王庸诸先生,今天在学术界领袖群英的有谭其骧、孙楷第、于道泉、张秀民、冀淑英、傅振伦等先生。这些先生当时年华正茂,在北平图书馆担任的无非是整理图书和文物、编目、评介报道新书,乃至为图书分类、编写索引等。诸位先生以科学的、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些工作,不仅向社会推广普及了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研究工作推动了我国学术的发展,并在工作中把自己培养成了专门人才。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票



《北平图书馆馆刊》


在此期间,向达先生焚膏继晷,刻苦钻研。从先生发表在当时《北平图书馆馆刊》及其他杂志的大量学术论文和对国内外图书的评述,可以知道先生在这一时期基本上确立了研究方向和具体研究的领域,大致说来,此后先生的研究范围大体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唐代中外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前已叙及,先生从读《隋书·音乐志》而开始研究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的渊源,提出了苏祗婆琵琶七调与印度北宗音乐有关联的假设。稍后,又从研究唐代刻书、刊书的起源而研究中国印刷术的历史,从此益加致力于研究唐代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反映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这一专题论文集中。


二是敦煌文书和敦煌地区史地的研究。先生从研究苏祗婆琵琶七调而考察佛曲,又从佛曲的定名问题进而研究敦煌俗文学写卷,并终身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向先生研究敦煌文献的成果,体现在唐代俗讲的若干论文之中,这些论文对研究唐代文学史起了颇为深远的影响,下文将专门叙及。向先生考察敦煌史地所得的收获见于《瓜沙谈往》,已成文者四篇,即《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四篇文章里的某些叙述今天看来可能需加补正,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放到任何时期,也将属于研究敦煌史地的划阶段的著作。


三是古代中国与南海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明末清初中国和耶稣会士的关系。前一方面的工作,从撰写《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等书目性的介绍发展到晚年刊行《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等有关典籍。先生为《两种海道针经》、《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以及影印三种古本《大唐西域记》等书所写的序言,是研究中西海上交通史必读的精心著作。后一方面的论述有《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初稿,未刊)、《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等。


四是国内少数民族史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先生于抗战时期在云南期间所作的有关南诏史的研究和《蛮书》一书的校注。


五是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时期及在海外期间发表的大量与目录学有关的文章(如《方玉润著述考》)和书刊评论。向先生的《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中提及的某些汉文某本,恐怕至今仍是访问学者所应参考的指南,向先生提及的太平天国所刊诸书,亦为后来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所利用。


此外,先生还有涉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文章,详见北京图书馆阎万钧先生编《向达先生译著编年》,刊于《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兹不备举。


综观向先生一生著述,多少都和中西交通史和敦煌研究有关。先生对印度等国别史、音乐等专门史亦有研究,目的仍在于深入考察中外文化的交流。因此,先生被尊为中西交通史专家和研究敦煌的专家,实为学界对先生业绩的正确评价。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内页


向达先生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是,首先为敦煌写卷中的诗、词之外的一些有说有唱、类似后世弹词体裁的文学作品确定了“俗讲”的名称。向先生为了定名而着重研究了这种讲唱体俗文学作品的类别和性质。向先生的研究——在这里,也必须提及与向先生同时的孙楷第先生的有关研究——引起了学界对唐代这种讲唱体作品的瞩目,并促进人们注意这些作品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后世说话、小说的发展的影响。


当敦煌石室所出写卷之中的讲唱体作品刚刚重新面世的时候,人们不知道这种作品的确切名称。为了寻求这种体裁作品的通称,人们花了不少力气,费了不少时间。1924年,一向注意刻书传世的罗振玉在《敦煌零拾》中收进了中唐写本《维摩诘经讲经文》和失题的另外两种以佛经为内容的讲唱作品,称之为“佛曲”三种。一时学界均宗罗说,向达先生也受到影响。但是,向先生是一位治学谨严的学者,他在反复阅读收在《敦煌零拾》中的三篇被称为“佛曲”的作品时,却从中找不到佛曲应有的宫调的痕迹,因而开始对罗说产生疑问。他托人从北京京师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抄录敦煌写卷中另外的所谓俗文数篇,复证之以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介绍的《目连缘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开始意识到,被罗氏命名为“佛曲”的敦煌俗文学作品实际上与唐代佛曲了无关涉。佛曲是一种音乐,而《缘起》、《变文》之类的作品尽管内容也讲佛教,但毕竟与“佛曲”不侔,而是出自敦煌的一种民间流行的讲唱文学。1929年,向先生在《论唐代佛曲》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佛曲”与变文无关的见解。同年,郑振铎先生根据《目连变》、《八相变》等作品在原卷标题之中即有变文的名称这一情况,撰文指出讲唱体的俗文学作品应该统称为“变文”。向、郑二家之说出,罗振玉的“佛曲”命名法遂被学界抛弃。


此后,人们对这种讲唱体作品的范围、内容、体裁等方面的研究日益深入。郑振铎氏主张把这种体裁的作品统称为“变文”,向先生则一直坚持使用“俗讲”一名。1938年向先生在巴黎得睹伯希和携走的敦煌写卷伯编号3849号,背面有关于俗讲仪式的记载,于是在1940年在昆明将1934年第一次刊布的《唐代俗讲考》重新写定。先生的《唐代俗讲考》新定稿贯穿旧文,辅以新知,体大思精,触及唐代俗讲的所有基本问题,如俗讲的分类、唐代寺院中俗讲的盛行、俗讲的仪式、俗讲的话本、俗讲文学的演变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等。向先生此文与孙楷第先生的《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一文被学界公认为研究散韵交错、讲唱兼及的唐代变文的不刊之作,永为研究唐代文学史的人们所必读。



向达《唐代俗讲考》


先生的《唐代俗讲考》的再次刊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傅芸子、周一良、关德栋诸先生与向先生就俗讲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反复的讨论。有关往复的讨论,见周绍良、白化文两先生编纂的《敦煌变文论文录》,兹不赘述。


应当指出,多年来,经郑振铎先生的提倡,学界已经习惯于使用“变文”一词作为唐代讲唱体俗文学作品的统称。王重民先生尤其极力主张变文为这种体裁作品的“公名”。向先生的有关著述表明,先生一贯坚持使用“俗讲”一名作为这类作品的概称。这是因为先生鉴于敦煌写卷中这种体裁的作品的称谓繁多,有的名为“缘起”,有的名为“词文”,等等不一,统以变文称之,有以偏概全之弊。换言之,先生认为,唐代寺院盛行俗讲,说唱体作品当是俗讲的话本,“变文”云云,无非是话本的一种名称而已。今天,人们对变文的性质与范围的研究已很深人,一种较占优势的看法是认为变文与变相图画有关,即与变相图画配合起来演唱的话本才是真正意义的变文。由此可见,向先生历来主张的不以变文一名概括所有讲唱体裁作品的看法至今仍有指导人们研究本课题的意义,虽然先生以俗讲作为讲唱文学作品的统称的见解也可能需要进一步斟酌。


向先生在研究俗讲方面的又一贡献在于较早地指出了话本的不同。就内容分类,这些说唱体作品多数取材于佛经,但也有一些取材于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就文体分类,这些作品如《秋胡戏妻》、《庐山远公话》等用的是散文体,大概有说无唱;如《目连变文》、《八相变文》、《王陵变文》以及以季布为题材的歌、词文、传文之类,则散韵相间,有说有唱,类似后世的讲唱文学。向先生在研究散韵相间、讲唱兼及的作品时触及这种体裁的来源,指出当与东晋以来僧人的唱导有关。向先生此说极是。早在东晋时期,有些高僧已然借助于引用阿波陀那(avadōna,譬喻)、讲说尼陀那(nidōna,因缘)的方式宣传佛经内容和佛教教义。为了适应群众的需要,宣讲日益采取通俗形式,这就是当时所说的唱导,这种方式受到群众的一定欢迎。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梁慧皎《高僧传》卷一六唱导论及唱导法愿传。这样的阐扬教义的说法方式后来得名为“俗讲”,俗讲的底本则被称为讲经文。讲经文虽然依傍佛经,但为了形式和语言通俗易懂,必然日益吸收更多的民间成分。一方面,俗讲和讲经文因袭旧日讲经的轨范和方法,另一方面又要适合一般佛徒的口味和要求。这样,不仅俗讲的词句要从原来多用四字的雅言改变为众人常用的口语,而且旧日讲经的偈语、梵呗也需要演变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歌赞、曲调。简言之,讲经文是佛徒用通俗化、大众化方式来宣讲佛经的最早的话本,讲经文靠吸收民间流行的说唱方式来增强其化俗作用。向先生推断俗讲渊源于唱导而加以扩大恢弘,唐代俗讲话本似以讲经文为正宗,从中衍化出来变文成为其支裔,这一系列表述反映了向先生的睿见卓识。


向先生根据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卢氏杂说》、日本入唐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及有关的敦煌写卷,对唐代寺院盛行俗讲、民间流行“转”变文的情况做了极为生动有趣的描述。向先生进而指出,唐代俗讲为宋代说话人开辟了道路,后世话本、白话小说、弹词、宝卷无一不萌芽于此。可以说,敦煌写卷之中唐代讲唱文学作品的重新面世及对这些作品的研究,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民间文学增添了一个新的广阔的领域,而在开拓这一新领域上,向先生做出了永远值得后人怀念的工作。



向达手稿《柘枝舞小考》


向先生一生治学之所以富有成果,无疑得力于他的功底深厚,先生在历史、考古、文学、艺术、宗教、目录等方面拥有渊博的知识,因而在解决东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具体问题时能够得心应手地驱遣多方面的材料,得出全面、深刻的答案或做出对于人们富有教益的启示。


更为重要的是,先生治学之所以取得成就,在于先生注意跟上时代的潮流,大力发挖新的材料。前人说得好,有新材料就有新学问。先生一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随时随地注意访求散失的文献资料,力求利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或者用以验证、补充旧有文献之不足。求新,才能推动学术的发展,先生大力搜求敦煌写卷,道理也在这里。


先生在文史研究方面还非常重视实际的考察。实地考察是我国注意经世致用的学者中的优良传统。先生注意发扬这一传统,亲自几度考察阳关、玉门遗址,1951年入南疆,也积极利用有限时间亲至库车的渭干河口考察寺院遗址。根据实地考察的结果来对证文献的记载,这是一条非常值得重视的治学方法。向先生在河西走廊访问武威、张掖、酒泉、安西、敦煌期间留下的许多实地考察记录,时至今日,仍然保留着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有些记载为学者提供了进一步访求的线索,有些记载今日已然成为仅存的宝贵实录。


先生另一点值得晚辈学习的是治学中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先生的一些论文一写再写,往往经历数年或十数年方才定稿。这种多年方才论定问题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保证了先生的这些论文的长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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